在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经济停滞是常态，增长只是偶然的插曲。然而自十八世纪以降，欧洲突然打破了这一“马尔萨斯陷阱”，开启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持续增长时代，创造了“大富足”（the Great Enrichment）并引发了“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
美国西北大学教授乔尔·莫基尔因“发现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而荣获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看来，这场转折的真正动力并非简单的技术突破或制度变革，而是更为深刻的文化大变革——一系列信仰、价值观和偏好方面的彻底改变。在《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一书中，莫基尔结合了经济史、科学史与文化进化论，提出“基于选择的文化进化”模型，展示了文化如何通过偏好与信念的演化影响经济制度与技术路径，以厚重的历史功力和敏锐的理论洞察，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文化如何塑造经济命运的宏大图景。
作者｜庞溟
《增长的文化》
作者: 乔尔·莫基尔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1月
超越制度决定论的文化视角
莫基尔的学术生涯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展开：为什么现代经济增长会发生？这个看似简单的提问，实则包含了经济史研究中最根本也最困难的议题。在此之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主要有两派。一派即制度决定论，认为产权制度、法治精神、政治参与度、代议制度等良好的制度安排是增长的前提；另一派属于地理环境论，将欧洲的崛起归因于其独特的地理禀赋、贸易通道或资源分布。此外，还有帝国主义学派、偶然性学派、文化因素学派、诱导性创新学派等不同观点。
莫基尔指出，这些解释都难以充分说明一个关键事实：为什么是在十八世纪的欧洲，而不是更早或在其他同样具备某些有利条件的地区？应该如何理解和阐释“现代经济”这一概念？在莫基尔看来，增长并非单纯由市场、资本或技术推动，而是源于一种在16至18世纪的欧洲逐渐形成“增长导向的文化”（growth-friendly culture）。这种文化的核心，是对自然世界的掌控信念、对实验与实证的推崇，以及知识精英之间开放交流的规范。
《增长的文化》的独特贡献在于将文化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但并非以传统的“民族性格”“西方中心主义”或“文明优越论”等方式谈论文化。莫基尔明确指出，他所说的文化并非指艺术、文学或宗教信仰本身，而是指“有用知识”（useful knowledge）的生产、传播与应用方式，以及围绕这些知识活动而形成的“一套能够影响人类行为的信念、价值观以及偏好的组合，它们通过社会（而非基因）传播，它们也被社会中的不同子集所共享”。文化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产物，“因个体而异，也是个人选择的产物”。相比之下，“制度则是社会确定的有限定的激励，是行为的结果”。
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西北大学罗伯特·H.斯托茨人文科学教授，经济学与历史学教授，特拉维夫大学埃坦·伯格拉斯经济学院教授。莫基尔现任普林斯顿西方经济史丛书的主编，曾担任经济史顶级学术刊物《经济史杂志》主编、美国经济史学会会长等职务。他是美国经济学联合会杰出会士奖、荷兰皇家科学院的海尼根历史学奖和国际巴尔扎恩经济史奖得主。莫基尔已出版《富裕的杠杆》（Lever of Riches）、《饥饿的爱尔兰》（Why Ireland Starved）、《启蒙经济》（The Enlightened Economy）、《雅典娜的礼物》（The Gifts of Athena）、《增长的文化》（A Culture of Growth）等多本著作。
可以说，这是一种严谨界定的文化概念，既避开了文化决定论的陷阱，又真正触及了经济变迁的深层机制，从而使他的文化理论既有历史的丰富性，又具备分析的严密性。
在莫基尔看来，“科技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智力活动所发生的文化和制度环境。制度制定了能够推动知识创新者的激励因素，也决定了创新发展的方向。文化确定了这些制度背后的价值观和信念。”在他所关注的1500年至1700年间，一系列的政治、制度发展以及文化变革，本意并非为科技创新提供条件，却成为现代增长的文化基础，并推动有用知识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一道，成为18世纪欧洲巨变的三大引擎。
莫基尔借鉴了演化生物学的概念，认为文化通过“文化进化”的机制影响经济发展，但又小心翼翼地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保持距离。文化进化并非简单的“适者生存”，而是一个基于选择的过程：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某些观念、信念和实践因为更具说服力或更符合精英群体的利益而得以传播，并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这种文化选择的过程受到多种“偏见”的影响——莫基尔将其区分为“基于内容的偏见”“直接偏见”“一致性和确认偏见”“基于榜样的偏见”“合理化偏见”等不同类型。人们虽然并不总能迅速达成共识，但在证据确凿、逻辑严密的问题上，“内容偏见”最终会发挥作用——人们会被更有说服力的观点所说服。哈维的血液循环论、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的力学体系，最后都获得了普遍认同。
《饥饿的爱尔兰》
作者: 乔尔·莫基尔
译者: 白彩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9月
有用知识的双重结构
莫基尔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是“有用知识”，而这一概念又被他巧妙地区分为两个相互关联却性质迥异的部分：命题性知识（propositional knowledge）和指令性知识（prescriptive knowledge）。命题性知识是关于“为什么”的知识，即对自然现象和规律的科学认识与理论理解；指令性知识则是关于“如何做”的知识，即具体的技能、工艺、规程等等。这一区分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洞见。
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漫长历史中，人类确实积累了大量的技术知识。中国的四大发明、罗马的建筑工程、中世纪的水车磨坊，都展示了惊人的技术能力。然而这些技术大多依赖于工匠通过师徒传承、反复试错而获得的经验性和规范性知识，属于“缄默知识”“默会知识”而非“成文知识”。问题在于，人们只知道某种方法行之有效，对其背后的原理却不知其所以然。这导致创新与发现常常是偶发的、零星的、不可持续的，缺乏理论基础和改进空间的技术进步往往如昙花一现，难以星火燎原。一项技术可能因为关键工匠的去世而失传，或者因为微小的环境变化而失效，又或者在达到某个瓶颈后再无法突破。
在近代早期，欧洲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知识体系重塑。16至17世纪的科学革命不仅是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动人类认识方式发生根本转折的关键节点。研究者们逐渐摒弃经验与直觉的单一依赖，转而建立起以观察提问、精密测量、受控实验、迭代验证为核心的科学研究方法。由此，命题性知识与规范性知识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的循环机制，使得知识的积累不再停留在零散的片段，而是能够系统化地总结、证伪、交流、承继、积累，推动社会进步。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制度化的研究框架让技术创新摆脱了对个别天才灵感的偶然依赖，转化为一种可以持续复制和扩展的社会性生产过程，从而为现代科学与工业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
莫基尔指出，当命题性知识与指令性知识开始产生紧密联系时，当人们不仅知道“怎么做”，还开始理解“为什么能这样做”时，技术进步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动力。而这种联系的建立，恰恰是工业革命得以持续的秘密。瓦特改良蒸汽机时，不仅是巧手的工匠，更重要的是理解了大气压和真空原理，而当蒸汽机在实践应用中遇到技术问题时，又反过来刺激了热力学这门科学的诞生与发展。命题性知识照亮了技术改进的方向，而规范性知识支持下的技术实践又不断提出新的科学问题；两者如同DNA的双螺旋结构，相互缠绕，不断复制，推动着知识的指数级增长。
1924年，詹姆斯·瓦特改良蒸汽机的工作室。
这种知识结构的转变，在医学史上有着最为戏剧性的例证：在细菌理论确立之前，医生们已经观察到接生前洗手可以降低产褥热的发生率，但这一做法遭到了医学界的激烈抵制，因为人们不理解其中的原因。当巴斯德和科赫建立了细菌致病理论之后，消毒和无菌操作才真正成为医学的标准程序。命题性知识不仅解释了已有技术为何有效，更重要的是，它开辟了一片广阔的技术可能性空间。一旦人们理解了疾病的微生物原因，就可以系统地发展出抗生素、疫苗等一系列革命性的医疗技术。
文化企业家与观念市场
如果说有用知识的双重结构是莫基尔理论的骨架，那么“文化企业家”（cultural entrepreneurs）这一概念就是理论的血肉。在《增长的文化》中，莫基尔讨论弗朗西斯·培根和艾萨克·牛顿这两位关键人物，不仅因为他们是伟大的思想家，更因为他们扮演了“文化企业家”的角色——他们通过思想、著作和制度创新，改变他人的观念和信仰，重塑了整个社会对知识的态度。
培根不仅提出了排除归纳法、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科学认识理论并影响了现代科学方法的发展，更为知识活动赋予了全新的目标。在培根之前，欧洲的学术传统主要是对古典文献的注释和对抽象真理的沉思。培根则振臂高呼，“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主张知识必须公开且实用。这种工具主义的知识观和公共性的新伦理，在当时是激进的甚至是危险的，然而正是这种“有用的知识才是真知”的理念，使得欧洲精英群体开始将对自然的探索视为一种高尚且具有经济价值的事业，从而完成了文化上的初步转向，为后来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弗朗西斯·培根像。
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不仅是一部伟大的科学著作，更是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宣言：自然是有规律的，这些规律可以用数学语言精确表达，人类有能力理解并掌握这些规律。这种信念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乐观主义。如果连天体运行都能被人类理解和预测，还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呢？牛顿的成功，极大地提升了科学活动的社会声望，吸引了越来越多有才华的年轻人投身其中。
书中还提到了一些文化企业家更为激进的例子。帕拉塞尔苏斯当众焚烧盖伦的医学经典，威廉·吉尔伯特在《磁石论》中称希腊古人的错误像“有毒的植物”一样疯长。这些戏剧性的行为不仅是个人的叛逆，更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折：权威不再是不可质疑的，经验和实验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种对权威的挑战，对新知识的开放态度，正是“增长的文化”的核心特征。
莫基尔认为，这些文化企业家的成功并非必然。培根和牛顿之所以能够改变欧洲的知识文化，是因为他们处在一个相对开放和竞争的“观念市场”中。而使“观念市场”得以运转并促进了欧洲知识分子的文化和态度变革的，是一种学术游戏规则和潜在制度、一个非政府的跨国精英网络——“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知识分子在其中传播知识，评判他人学术作品的质量，也获得他人对自己学术作品的评价。通过这一制度他们能获得的奖励包括在学术界的名誉、社会认同和地位、保护，以及资助者为他们提供的职位。”
与其他地区相比，早期现代欧洲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其政治上的分裂与文化上的统一。从神圣罗马帝国到各个独立的王国、公国和自由城市，欧洲在政治上是高度碎片化的，没有一个单一的中央权威能够压制所有的新观念。分裂带来了激烈的竞争，不仅体现在军事和经济上的竞争，更是观念和知识上的竞争。一个君主如果压制创新思想，可能会使自己的国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因为有才华的学者和工匠可以移居到更友好的地方，莫基尔将这种现象称为“知识的逃逸通道”（Escape mechanism for knowledge）。这种竞争机制降低了“思想市场”的进入门槛，使得新观念更容易找到生存空间。
与此同时，欧洲在文化上又保持着相当的统一。拉丁语作为学术通用语，使得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可以无障碍地交流；共同的古典遗产和基督教传统，为知识交流提供了共同的参照系。这种文化统一带来了规模经济效应：一项新发现或新技术可以迅速在整个欧洲传播，而不必在每个地方重新发明。
莫基尔称这种跨国界的知识共同体为“文人共和国”：它既没有固定的地理边界,也没有正式的组织结构，但通过书信往来、学术著作和偶尔的面对面交流,形成了一个有效的知识共享平台，使得新观念既有生存空间、流动腹地，又有通过精英网络进行传播的渠道。
这种政治多元与文化统一的结合，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它既保证了思想的多样性和竞争性，又确保了知识的快速传播和累积。相信进步、探究世界、理解自然、共享知识、改进技术、传播思想的集体信念，加上专利、学术、出版、印刷等方面的制度创新，使得知识生产从偶发的、个别的、秘传的行为，转变为系统的、社会的、协作的过程，极大地加速了有用知识的增长。
纪录片《艾萨克·牛顿：最后的魔术师》剧照。
从“知道”到“做到”
光有“文化共和国”还不足以触发持续的经济增长，它只是解决了知识的创造问题（What we know，即scientia），还必须解决知识的应用问题（How we use it，即utilitas）。莫基尔的理论对启蒙运动进行了重新诠释。传统上，启蒙运动被视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强调理性、自由、平等等价值观念。莫基尔对此并不否认，但他更感兴趣的是启蒙运动对“有用知识”态度的转变，他把这种连接“知道”与“做到”的桥梁，称为“工业启蒙”（The Industrial Enlightenment）。
工业启蒙并非仅仅指科学的进步，它关注的是对自然力量的观察、理解和人工利用。它的核心信念是：通过应用系统化、形式化的知识，可以改善人类的生产过程与生活水平。这种实用主义的知识观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一脉相承，标志着工匠的“技艺”（artisan skills）与科学家的“理论”（formal science）开始融合，在十八世纪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实践。
这一阶段的标志性成就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知识的普及与系统化，以百科全书的编纂为典型例子。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主持的《百科全书》不仅收录了抽象的哲学和科学知识，更系统性地绘制和描述了各种工艺、机械、工具和生产流程，配以精美的插图。这本巨著首次将手工业者的经验性知识从口传心授的藩篱中解放出来，将隐性知识转化为可以传播的显性知识，使其成为公开、可复制、可传播的“蓝图”。这极大地降低了技术发明的交易成本和学习成本，为后来的技术创新提供了规范化的起点。
狄德罗像。
其二则是工匠地位的提升与精确性文化。在工业启蒙之前，工匠和技师往往被视为体力劳动者，地位低下。但随着科学知识在实践中的价值凸显，一批“哲学工匠”（philosophical engineers）开始出现。他们既懂理论又懂实践，如蒸汽机的改进者瓦特，正是通过与格拉斯哥大学的科学家和仪器制造商交流，才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的工程改进。莫基尔指出，对精确测量的追求也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规范。从伽利略到惠更斯，科学家和仪器制造商对精确时计、望远镜、显微镜等科学仪器的不断追求，培养了欧洲社会对测量、校准和精确性的文化偏好，这种偏好最终体现在工业生产中，如精密车床的诞生，为工业革命的扩散奠定了基础。
莫基尔还特别强调了“技艺爱好者”这一群体的作用。他们通常是有钱有闲的贵族精英或富贾商人，出于好奇心和对荣誉的追求，投身于自然哲学研究和技术实验。他们收集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建立自然博物馆，资助科学研究，为早期的科学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合法性。正是通过这些人的努力，科学从边缘的业余爱好逐渐成为受人尊敬的专业活动，为专业科学家铺平了道路。
总的来说，启蒙运动确立了一套新的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规范。知识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应该向全社会开放；知识的创造应该基于观察和实验，而非权威的教条；知识的价值应该通过实践的检验，而非靠经院辩论来确定。这些原则虽然在今天看来理所当然，但在当时是革命性的。它们不仅改变了知识的生产方式，更重要的是，它们使得知识的增长成为一个自我强化的过程。这种转变，使得知识不再仅仅是精英的消遣，而成为可以投资、可以交易、可以指导实践的资本。当科学（scientia）开始服务于技术（technologia），并被工匠（utilitas）所接受和应用时，现代经济增长的飞轮便被启动了。
《启蒙经济》
作者：乔尔·莫克尔
译者：曾鑫 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2020年7月
缺失的条件
在全书的最后部分，莫基尔将目光转向了古代中国，试图通过对比来进一步阐明欧洲“增长文化”的特殊性。中国读者对这一部分必然非常关注，因为这恰恰涉及李约瑟难题：“中国在技术上长期领先，但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莫基尔指出，中国在历史上确实拥有辉煌的技术成就，四大发明等创新远远领先于同时期的欧洲。然而这些技术进步大多是孤立的、间断的、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础支撑的。更关键的或许是文化和制度环境：古代中国作为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缺乏欧洲那种竞争性的思想市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可以有效地动员资源，但也更容易压制异端思想。当某种观念被确立为正统时，质疑的声音就很难存续，而且这种抑制的力量将是全面的、压倒性的。知识的进步很容易陷入“单一均衡”的陷阱。
书中特别提到了科举制度的作用。科举虽然是一种相对公平的精英选拔机制，但它强化了对经典文献的崇拜，鼓励的是对既有知识的记忆和注释，而非对新知识的探索和创新。精英阶层的智力资源被引导到研习传统文化，而非探索自然规律。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培养出的士大夫阶层，往往对工匠技艺持轻视态度，认为“君子不器”。观念上的鸿沟，阻碍了命题性知识与指令性知识的结合。
莫基尔还指出，明清时期的中国对西方知识采取了相当谨慎甚至敌视的态度。虽然耶稣会传教士带来了一些欧洲科学知识，但这些知识始终未能在中国精英阶层中生根发芽；相反，随着时间推移，对西方学说的抵制反而在增强。这与欧洲形成了鲜明对比：欧洲学者对来自伊斯兰世界、印度、中国的知识都保持着开放态度，积极引进、学习和吸收。望远镜让宇宙不再以地球为中心，显微镜向人类打开了微观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更是极大地开阔了欧洲人的视野，让他们接触到前所未见的动植物和异域文明。这些经验强烈冲击了欧洲人既有的世界观，促使他们重新思考自然和知识的本质。
这种对比并非要得出文化优劣的结论。莫基尔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文化优越论，强调的是文化选择的过程充满了历史的偶然性。中国的儒家传统内部也有重视实用知识的流派，墨家学说就包含了许多科学洞见。因此，问题不在于某种文化本质上的优劣，而在于特定历史时期的选择和路径依赖。古代中国选择了强化传统和统一思想，欧洲则因为其碎片化的政治结构而无法进行这样的选择，反而在竞争中培育出了开放和创新的文化。这两种路径各有利弊，只是在特定的历史关头，一种路径恰好更有利于现代经济增长的发生。
增长的秘密
《增长的文化》虽然讨论的是三四百年前的历史，但莫基尔的文化视角突破了制度与地理的二元框架，强调思想与信仰的作用，指出文化、知识和制度的互动决定了长期增长的可能性。这一解释与诺斯（Douglass North）的制度经济学形成互补，认为制度本身由更深层的文化信念所塑造，没有对知识进步的价值认同，再完善的制度也难以激发持续创新。这一视角也对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对“大分流”研究中过度关注地理、资源、人口等物质因素提出批评，主张思想与文化的差异才是根本。莫基尔的理论框架与核心观点，对理解当代经济发展和创新问题而言非常重要。
技术进步不是自动发生的，它需要特定的文化和制度环境来支持。一个社会如果不尊重知识，不鼓励创新，不容忍失败，那么即使投入大量资源也难以实现持续的技术突破。反过来说，培育“增长的文化”可能比单纯的资本投入或制度移植更为重要。这种文化包括对科学方法的尊重，对新思想的开放态度，对知识共享的支持，以及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莫基尔强调的命题性知识与指令性知识的互动，对当代的创新政策也有重要启示。单纯强调基础研究或应用开发都略显片面，关键是要建立两者之间的有效联系。大学与产业的合作，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对话，理论突破与技术应用的快速转化，都是现代“知识双螺旋”的体现。
莫基尔的论述不仅解释了工业革命的起源，也为理解当代知识经济提供了历史参照：欧洲的历史经验表明，创新的持续性依赖于社会对知识的开放态度与制度支持。一个健康的创新生态系统应该重视文化氛围的塑造，鼓励质疑与开放，允许不同的研究路径并存，容忍“非主流”的探索，对失败给予宽容。过度的集中和统一可能在短期内更有效率，但长期来看可能扼杀创造力。与此同时，还需要警惕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和对外来知识的排斥。数字时代知识传播方式的开放性、共享性与跨国合作性，正是“增长文化”的延续。
《富裕的杠杆》
作者: 乔尔·莫基尔
译者: 陈小白
华夏出版社
2008年1月
反思和商榷
尽管《增长的文化》是一部杰出的学术著作，但也并非没有可以商榷之处。首先，莫基尔虽然强调文化的重要性，但他对文化与制度、物质条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仍有模糊之处。文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又是其他因素的产物，书中对此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回答。此外，莫基尔的论证多依赖思想史与案例分析，缺乏系统的量化验证，且其论证仍存在“文化决定论”的风险。文化如何与制度、经济利益互动，仍需更细致的机制分析；如何通过计量经济史方法检验文化变量的作用，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其次，莫基尔主要依赖精英阶层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来解释文化转型，认为真正驱动技术进步的是占劳动人口极少数的高技能发明家与工程师，对普通民众的观念和行为着墨不多。但工业革命的实现，不仅需要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突破，也需要工匠、商人和其他劳动者的积极参与。这些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互动，以及知识如何在社会中扩散，值得进一步探讨。
再次，书中对中国和其他非欧洲文明的讨论，虽然力图避免欧洲中心论，但在深度和细致程度上仍不如对欧洲的分析。对中国历史更为熟悉的读者，可能会对某些概括性的论断有不同看法。例如，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科技传统的内在逻辑、中国知识分子对实用知识的态度，都值得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
最后，莫基尔的理论虽然解释了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欧洲，但对于为什么是在十八世纪这个特定时间点，仍有一定的模糊性。文化变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如何从量变到质变，从思想领域的革命转化为经济领域的革命，其中的传导机制还有待进一步阐明。
乔尔·莫基尔。
不过，《增长的文化》仍然是近年来经济史研究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在分配财富和资源的机制之外，全书揭示了一种更为根本的机制——发现和应用真理的文化。莫基尔以深厚的历史学养和理论洞察，为我们理解现代经济的起源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可能不仅仅是经济现象，而是复杂的文化选择的结果；技术和资本只是果，文化和制度才是根。
莫基尔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有用知识”“文化企业家”“工业启蒙”等富有启发性的概念，从文化视角出发为理解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提供了新的学术坐标，更在于他展示了如何将文化纳入严肃的经济史分析，而不流于空泛的文化决定论。
莫基尔的洞察告诉我们，知识的进步并非线性必然，因此，它要求社会持续保持一种自我怀疑、不断挑战权威、崇尚实验、并致力于分享和应用知识的精神，它需要制度的精心呵护，需要避免知识被权力所裹挟。
经济增长的根源不仅在于物质资本的积累或制度的优化，还在于人们如何看待知识，如何生产和传播知识，以及如何将知识转化为改善生活的能力。“增长的文化”不是某个民族或文明的固有属性，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无数个体选择和历史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理解这一点，既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也可以让我们更审慎地思考当下和未来。
在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时代，莫基尔的分析与洞见尤为宝贵。命题性知识与指令性知识的双螺旋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旋转，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正在重新定义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方式。在这个新的转折点上，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样的文化、制度和价值观能够支持持续的创新？如何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取得平衡？如何在竞争与合作、开放与自主之间找到最佳路径？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它总是押着同样的韵脚。欧洲在近代形成的“进步信仰”“观念市场”与“知识开放”，为工业革命奠定了独特的基础。当我们审视自己的社会、思考如何培育创新的土壤时，不妨回到莫基尔所描绘的那个激动人心的时代，去感受那些文化企业家的勇气和远见，去理解知识双螺旋的复制机制，去体味社会如何在观念的转变中找到通往繁荣的道路。
无论是对基础科学的投入、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信息传播的开放态度，还是对学术自由的维护，其意义都远超单纯的经济效益核算，它们共同构成了“人文共和国”的现代版本。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取决于我们能否继续维护这种“增长的文化”：维护知识的可竞争性，鼓励好奇心和异议，并确保科学与实践之间的桥梁畅通无阻。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庞溟；编辑：李永博；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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